□蔡维忠 

　　到舟山定海参加三毛散文奖颁奖典礼，主办方安排了参观舟山鸦片战争纪念馆活动。走进纪念馆，看到三忠祠的门联：“三镇昭勇惊天地，四戎成忠泣鬼神。”近前看落款，得知楹联撰写人叫王和平，现任纪念馆馆长。第二天由主办方介绍约见了他。据我有限的知识，鸦片战争起因于林则徐虎门销烟，英军封锁珠江口，导致鸦片战争爆发，迫使清朝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还有三元里人民抗英事件。这些重要事件大都发生在广东。浙江舟山和鸦片战争有什么关系呢？我带着这个问题与他进行了交流。

　　他说，浙江舟山有很多鸦片战争留下的遗迹。例如，定海三忠祠所纪念的三位清朝高级军官，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在英军第二次攻打定海时，率领五千余名官兵抵抗，因实力相差悬殊，在战斗中牺牲。“定海血战六昼夜，五千八百将士没有一个投降，没有一个变节。这是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坚守时间最长、歼敌最多、最为悲壮的一仗，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我们舟山鸦片战争纪念馆下方半山腰，合葬墓里还埋葬着五千余名清军，他们现在静静地躺在青山之中。这个规模的战斗是广东及其他地方所没有的。”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鸦片战争，我请他从开始关注鸦片战争讲起。

　　1977年，王和平二十岁出头，他参加了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掘。河姆渡遗址在宁波附近，离定海比较近。鸦片战争时，英国人打到这边来，所以他们在文物考古中总能见到一些战争留下的遗迹。考古队的老师们议论道：“浙江大学教授们大都在研究太平天国，鸦片战争那么重要的事情，却很少有人在研究。”

　　他听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几乎是空白领域。如何在空白领域里取得突破呢？这个问题在他脑海里生了根，并牵引着他四十余年来的人生轨迹。

　　考古发掘结束后，王和平于第二年回到家乡定海，在舟山地区文物办工作。他开始广泛收集小学、中学、大学历史教科书。在其后的四十余年中，他不断地收集资料，包括定海县志、定海厅志及鸦片战争在广东、福建的有关书籍。他见到有关的书籍就买下。有一个月，他用了三十五元买书。三十五元是什么概念呢？几乎是他一个月工资的全部。所幸他能写文章，挣了稿费，不至于影响家庭生活。

　　1982年，他利用星期日从舟山到杭州，查阅浙江省档案馆、浙江省图书馆的资料。当时交通不便，他早上6时出发，下午4时才到达。他在路上淋了雨，发烧，仗着年轻体力好，还继续查阅资料。这一趟收效甚微，杭州没有多少他想要的资料。这样的挫折他不断遇到，但没有阻碍他继续研究的决心。

　　1990年6月初，王和平应邀参加由国家档案局组织的《纪念鸦片战争爆发150周年档案图片展》的筹备工作。他有机会见到大量的原始宫廷档案，包括奏折和皇帝御批，其中不少与浙江舟山有关联。他白天做筹备工作，晚上标记档案，做记录，以便将来查对。8月16日，此展在中国军事革命博物馆正式开放。同年11月初，时任舟山市档案局副局长的他，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寻查有关鸦片战争在浙江的档案。他自带面包、矿泉水，整天泡在档案室，历时28天，将数百万字的鸦片战争在浙江、舟山的档案材料原始影印，带回舟山。他向舟山市领导汇报后，主持整理这些材料，和同事们在定海祖印寺一呆就是八个月。他主编出版了《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共47万余字。这是浙江出版的第一部有关鸦片战争的史料书。

　　1997年11月，他以舟山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参加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国家体改委在德国法兰克福举办的进修班。这是一个和鸦片战争毫无关系的活动，他却利用机会取得比较完整的英国档案。这些文件的规模有多大呢？后来由他主持翻译出50余万字资料，与50万字的中方档案，编辑出版了100余万字的《舟山鸦片战争史料选编》（上下卷）。此书现已被中国版本馆杭州版本馆、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及北大、清华、浙大、浙图等图书机构收藏。

　　他手里掌握了大量关于鸦片战争在舟山定海的珍贵原始资料，以中英双方的记载做参照，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初查教科书时发现，都说鸦片战争发生于广东、福建，浙江很少提到。教科书说，广东三元里抗英是中国人民自发反侵略斗争的第一声。上了教科书的历史事件，到了王和平这里变成了一个大问号。

　　三元里抗英发生于1841年5月29日至31日，前后三天。这一事件非常著名。舟山民众抗英发生于前一年的1840年7月英军占领定海后，民众自发起来抗击英军。他们采用游击英军、坚壁清野、不为贼用的方式，使得英军无粮食吃，无水饮用。其中，农民包祖才等人擒英军上尉安突德，监生邱庆清等人投毒，尤为突出。

　　他查到清光绪《定海厅志》记载：“八月（指农历），定海民包祖才暨弟阿四执英官安突德于北门外，献诸宁波，续获喇打里等二十余人。”他查到英军军官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记载：“ 9月16日上午，陆军上尉安突德带一印度仆役到西山间测量，被一伙暴徒袭击，仆役被打死，安突德被活捉，押送至宁波。”

　　中英两种文件记载了同一个抗击英军事件。

　　他查到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的奏折：“迭次用毒药熬成浓汁，在于井泉水间乘夜遍投，该夷饮而成病，死亡相继，殆无虚日。现查出白夷尸骨已有六百余具……除为首投毒之监生邱庆清及擒获伪官之民人包祖才等外……其余同仇共愤设法制逆之人，数以万计。”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记载：“我们仅能得到的水是最坏的一种，颜色微黑……在一支不超过4000人的军队里，兵员住院疗病就有5329人次，死亡448人。”

　　中英两种文件又是记载了同一个抵抗英军事件。

　　他得出结论，占领定海的英军在民众的抵抗中生病，丧生，丧失了战斗力，不得不退出定海。把两个日期加以对照，说明定海民众反抗英军的时间比三元里抗英早八九个月。若论民众抗英对战争的作用，定海民众对于英军退出定海起到了直接且决定性的作用。英军以交退上尉安突德等二十八名俘虏，赔偿洋银六百万为条件，于次年2月25日全部撤离定海。（如下文所述，赔偿没有执行，因为义律和琦善达成的“章程底稿”没被两国政府批准。）英军从定海撤走后转而攻打广州，才有三元里抗英事件。定海人民提出的“犁锄棍棒，皆为兵器，妇女儿童，咸知杀贼”的抗英口号，激励和影响了沿海各地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北京中学历史教科书已将三元里抗英换成定海人民自发反侵略斗争的内容。

　　1981年到1983年，王和平在定海参加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接触到不少鸦片战争在定海的遗迹。他看到了三忠祠，姚公（知县姚怀祥）殉难处、留方井（义士李昌达夫妇投水殉难处），英军合葬墓园等鸦片战争遗迹。这些实物连同相关记载说明，大规模的战斗发生于定海。那么，定海在战争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呢？他心里产生了一个更大的疑问。

　　英军在1840年和1841年两次攻占定海。第一次因清军防御薄弱而轻易得手，导致定海镇总兵张朝发、知县姚怀祥等殉职，也因民众抵抗被迫撤离。第二次，清军准备比较充分，集结了三个总兵的五千余兵员，但由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清军几乎全部战死，定海再次沦陷。从时间上看，英军第一次攻打定海是鸦片战争的首仗，定海在战争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为什么史学界不这样认为呢？原来，林则徐的两个幕僚留下了记录：广东、福建“防守严密，无隙可乘”，英军转犯浙江定海。这个说法成为史学界的定论。历来都认为英军原先并无攻打浙江的计划，是因为无法在广东、福建得手，故改变目标，转向守卫薄弱的浙江定海。

　　如上所述，不是英军无法在广东、福建得手转向定海。那么，英国的战略意图有没有原始文件支持呢？

　　王和平从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翻译的部分英国外交部档案中了解到，负责策划指挥这场战争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1840年2月21日给侵华全权代表海军少将懿律和海军上校义律发出训令：“远征军要执行的第一步行动应该是封锁珠江……第二件事是陛下政府要求远征军占领舟山群岛……”同日，他给海军部勋爵专员们发出训令：“远征军离开新加坡后，首先开赴珠江口，以便有效地封锁那个地区，捕抓并扣押附近容易弄到手的一切中国船只。但切忌在那个地区的岸上企图进行任何军事行为……在建立和宣布对珠江的封锁之后，舰队司令官应当北上……他应对诸如舟山群岛这样的地方进行军事占领。这些地方可能在他看来最适合于长期占领，成为一个总指挥部所在地。”

　　事实上，英军确实遵照巴麦尊训令，在1840年6月到达并封锁了珠江口后，没再发起进攻，而是调动大部分兵力（约四千人）扑向定海，并占领定海。

　　1990年8月27日，王和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鸦片战争爆发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英国侵占舟山，不是偶然的发现和冲动，而是蓄谋已久的，精心计划的军事行动。这个战略意图的理由是，舟山的军事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英军占领舟山后，可以控制浙东的门户甬江和华东的门户长江，进而控制京杭大运河这条中华大命脉。

　　这个观点之所以站得住脚，是因为它的根据来自英国内部的档案，而不是单方面从清朝的角度推测得到的结论。

　　1997年，王和平利用到欧洲的机会，取得比较完整的关于鸦片战争的英国档案。这些是原件的复印件，不是翻译件，属于一手材料，非常珍贵。记得当时在翻译的帮助下快速地阅读了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几份训令，觉得非常兴奋，对于英国首先占领舟山的战略意图再无疑义。

　　这些文件除了对他原来的观点提供了更为翔实的依据外，还使得他能够研究一个重要问题，即香港问题。众所周知，英国占领香港是鸦片战争的直接结果。这不正是英国所要的吗？和舟山有什么关系呢？王和平通过对这些英国文件的研究，并与他从国家档案局获得的大量清朝宫廷档案做比较，弄清楚了前因后果。

　　这些文件显示，英军第一次占领定海后，在民众抵抗下待不下去，才挑选香港作为舟山的替代。在这之前，他们没有把香港纳入战略目标。

　　懿律因病回国后，义律成为唯一的侵华全权代表。他一边与清朝代表琦善谈判，一边于1841年1月25日派兵强占香港，然后于2月从定海全部撤军。义律与琦善达成《章程底稿》（亦称《穿鼻条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该条约并无琦善加盖关防，更无道光皇帝批准。道光皇帝称此条约为“一片呓语”，将琦善革职抄家。巴麦尊训斥义律将占领舟山的训令置之不顾，将他免职召回。虽然这个条约无效，但是英军一直用武力占领着香港。后来在清朝政府被迫签署的《南京条约》中，香港还是被割于英国。

　　巴麦尊在义律占领香港后对它仍然不感兴趣。香港面积八十平方公里左右，人口五千余，属于不毛之地。它远远小于面积一千余平方公里的定海；它远离中国的中心地带，不符合巴麦尊的战略意图。巴麦尊在训斥了义律后，下令再次攻占定海。英军于1841年10月1日再次攻陷定海，于1842年2月10日宣布为自由贸易港。

　　英军既然如愿再次占领了定海，为什么不永久占领呢？

　　王和平这样解释：强硬派外交大臣巴麦尊下台后，保守派外交大臣阿巴丁主张与中国通商，而不是占领领土。毕竟，定海太大，需要派一支很大的军队来维持。当时美国、法国等有异动：英国凭什么五口通商，赔偿2100万卢比。他们也想在中国获得利益。英国为了慎重起见，坚持了《南京条约》所列割让香港的条款。而舟山则成为质押物，待赔款还清后，再行退还。

　　香港问题厘清后，王和平的理论架构也就搭建起来了。他的主要观点是：舟山是英国蓄谋已久的侵占目标，是鸦片战争的主战场；定海是鸦片战争首战地；舟山人民自发的反侵略斗争，是中国人民自发反侵略斗争的第一声。

　　这个理论颠覆了史学界的定论。定论已经根深蒂固，因此他的理论需要很长的时间才逐步得到承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鸦片战争研究权威专家如刘存宽、郦永庆、萧致治等，肯定了他的观点。福州林则徐纪念馆在前言介绍中引用了他的观点：1840年7月5日英军入侵定海，鸦片战争爆发。虎门鸦片战争博物馆陈列中也认为：英国侵占浙江舟山是蓄谋已久的，还加上了定海民众抗英斗争的内容。

　　王和平从1985年自舟山地区文物办主任调离开文化系统，其后除了1990-1993年间任舟山市档案局副局长外，其正职与鸦片战争研究已经没有直接关系了。此后在体制内升迁，责任更重，工作更忙碌。但他一直利用空余时间研究鸦片战争。他从工作岗位退休后，给自己一个定位：回到起点。这个起点就是研究鸦片战争，他一生的热爱和投入。他于2018年12月出任浙江海洋大学鸦片战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2019年10月出任舟山鸦片战争纪念馆志愿者馆长。

　　他用大约二十年搭建了鸦片战争在浙江舟山的理论架构。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他不断努力，使得理论更加丰富充实。理论体现在他出版的多部相关专著中：《风云定海》《国门洞开》《碧海忠魂》《抗英忠烈》等。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郦永庆称他为“浙江研究鸦片战争第一人”，对他的开创性研究给予很高的评价。

　　如今，还有许多关于鸦片战争的课题等着他。我问他：“这辈子如果不研究鸦片战争，你的人生意义会是怎么样？”他说：“如果不关注鸦片战争，人生注定会有遗憾，甚至是不完满的。”“我这一生能与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史的学习和研究有缘，是注定的天命。天命即使命，这个使命让我在恢复和提高浙江舟山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匡正缺失，还原历史方面去作出努力。

　　如今，他迈入古稀之年。年岁在增加，热情却依旧。“有生之年，不遗余力，发挥余热”，这是王和平朴素而又挚诚的心声。

　　图片由舟山鸦片战争纪念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