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

　　每一年都会失去一些我们喜爱和敬仰的人。《中华读书报》前不久列出了2023年去世并值得人们“从此永忆的32位先生”，其中不乏像厉以宁、江平、黄永玉、杨乐这样的文化和学术界名人。其中有一位是舟山人，他就是著名历史学者、翻译名家许明龙。

　　（一）

　　许明龙，原名杨良能，1936年11月28日出生于定海县（今定海区）杨家塘，生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于2023年7月6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许明龙在少儿时期，对他的人生观影响最大的是比他大7岁的二哥杨良济。杨良济经常对许明龙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并于1949年春节刚过，带着他离开舟山，到浙江宁海参加了浙东游击支队，许明龙从此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许明龙因为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在部队里一直从事文化宣传工作。1955年他转业，在厂工会当宣传干事。1956年许明龙参加了高考，原本报考的是他喜欢的上海音乐学院，却被北京大学西语系法国语言文学专业录取，1963年毕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自此为他以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厚实的学习基础。

　　许明龙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后调入北京建筑设计院，从事的都是翻译工作，期间还曾下访到湖北省十堰市建工部安装团，支援三线建设。1978年10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曾任资本主义史研究室（后更名为西欧北美史研究室）副主任，1996年12月离休。

　　许明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学术研究方向是法国史，是国内这方面的著名专家，他尤其致力于中法早期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主要著作包括《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孟德斯鸠与中国》《欧洲18世纪“中国热”》《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从利玛窦到朗世宁》等。他还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国外社会科学》等国内顶级刊物上发表过《中国古代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17、18世纪欧洲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及其后果》《孟德斯鸠学说的传入及其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影响》《20世纪的法国史学》等几十篇在业界有影响的论文。

　　与此同时，没有经过翻译技巧专业训练的许明龙还是一个著名的翻译家，翻译了多部西方人文经典著作，包括《孟德斯鸠文集》《论法的精神》《圣路易》《孟德斯鸠评传》（合译）、《蒙塔尤》（合译）、《克雷孟梭传》（合译）、《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合译）等。他的大多数译著都列入了在中国学界具有崇高声誉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公认的业界翘楚。

　　（二）

　　许明龙197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时，起先在翻译室作翻译。1982年翻译室撤销，成员各寻着落，许明龙选择去搞历史研究，这时他已经46岁，尽管年龄不小了，但他之前对历史研究还是个门外汉，可以说完全是从头开始。许明龙以极大的努力和过人的聪颖，从法国史研究入手，好学深思，刻苦钻研，逐渐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进行深入探究，终于开掘出属于自己的一片研究领域，慢慢地成了史学界的著名专家。

　　16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流渐渐进入高潮。在这中间，黄嘉略是第一位向法国人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国人，他的出现，是中法文化交流开始走向体系化的标志，然而他的历史地位一直被人忽视。许明龙从1982年开始便着手对黄嘉略的研究，通过阅读档案馆尘封数百年的历史手稿获取信息，还实地探访黄嘉略生活的故地，以一位史学家的严谨、专注，历时十多年时间完成了《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许明龙的这一研究发现了中法交流史中一个长期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被遗忘的汉学家，为其对早期法国汉学所作的巨大贡献提供了罕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

　　在17和18世纪的百余年间，法国曾出现过“中国热”，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中国在法国是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许明龙对这一历史时期的中法交流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关于中国18世纪对法国影响的研究成果，既纠正了西方学界在对中国正面形象研究中的片面性，即中国被一些西方学者作了某种程度的美化，也厘正了一些西方学界丑化中国形象的现象，指出了当中国文化向异域传播时，被西方学者美化或丑化的原因所在。

　　许明龙还以大量的史料，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化怎样影响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思想，论证了法国启蒙思想家怎样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营养，为他们反对法国封建统治的支柱君主专制的斗争服务，反驳了国外学者否定中国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积极影响的论点，研究成果有很大的开创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

　　许明龙另一项在学界享有盛名的是翻译。1996年他退休以后，专事翻译工作。20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先后翻译了《蒙塔尤》《圣路易》《论法的精神》《莱茵河》《孟德斯鸠杂文集》等汉译名著系列10余种，成为一名杰出的历史著作翻译家。

　　许明龙刚退休，就收到了商务印书馆的翻译邀请，他的第一本译作，是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许明龙甫一出手，就是精品，《蒙塔尤》的翻译不仅使他声名鹊起，同时产生了品牌效应。法国驻华大使馆官员专门找到许明龙，说勒高夫的《圣路易》必须由他来翻译。

　　勒高夫在国际学术界的名气与勒华拉杜里旗鼓相当，为了翻译好《圣路易》，许明龙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得到了与西方顶级学术权威勒高夫本人见面的机会。许明龙翻译的《圣路易》后来同样以高质量的译本赢得了学界的好评。《圣路易》与《蒙塔尤》一样，都是西方史学史上熠熠生辉的经典之作，两部巨作的译作都堪称上佳译本，一举奠定了许明龙翻译名家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许明龙翻译的一部关于杜赫德神甫《中华帝国全志》的研究专著《请中国作证》，还曾荣获傅雷翻译奖。评委会高度评价了许明龙的翻译工作，认为他既是历史学家，又是翻译家，他的译著是他长期研究法国启蒙时期历史的良好延续，有着杰出的成就。这部译著也体现了中法学术界在两国历史研究与翻译方面的双重成果。

　　许明龙晚年一直为翻译年鉴学派的大部头名作而忙碌着，他在耄耋之年，还以一己之力，完成了五卷本的《孟德斯鸠文集》的翻译，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他的最后一部译作，是史学大师、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这本著作刚刚译完，还没付梓，许明龙便与世长辞，真可谓是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作为一个没有专门接受过翻译技巧训练的翻译名家，许明龙在翻译过程中凭借的是敏锐的直觉，他认为翻译是一门手艺，不仅靠学，更多的是要靠练，这样才会熟能生巧。他对自己的要求是“达意、传神”四个字。“达意”就是把作者的原意准确地用汉字表达出来，这是做翻译的起码底线；而“传神”则是更高的要求，就是能生动地传达作品的意境。

　　更可贵的是许明龙极其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他经常说：“每到我手捧一部沉甸甸的名家名作，想到这项翻译任务的分量时，除了诚惶诚恐，更多的是忐忑不安，生怕糟蹋了作者，对不起读者。”所以他每译一段文字、一篇文章，都是反反复复地研读原文，仔仔细细地推敲斟酌，绝不轻易落笔。他给自己定的工作量是，如果不干其他任何事情，纯翻译的话，每天翻译不超过一千字。慢工出细活。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作风，让许明龙的每一本译作都是精品佳作。

　　（四）

　　这些年来，许明龙重译了孟德斯鸠的全部已版汉译著作——《论法的精神》《罗马盛衰原因论》《波斯人信札》等。其中，2009年他历时五年完成的沉甸甸80余万字的两卷本新译书《论法的精神》，更是许明龙的倾心之作。

　　法国著名启蒙家孟德斯鸠被称为“刑法学祖师爷”，其享誉世界的代表作《论法的精神》，是孟德斯鸠关于法律和政治思想的里程碑式的经典名著，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也被誉为“近现代刑法学先驱”。《论法的精神》的汉译历史迄今已逾百年，已经出版的权威译本包括严复翻译的《法意》和张雁深翻译的《论法的精神》。虽然该书已有多个中文译本，但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学界普遍希望有一个更佳的译本问世。

　　于是，商务印书馆译作室负责人找到了许明龙，恳请他重译孟德斯鸠的这篇不朽名著。大病初愈的许明龙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揽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他深知，欲超越前人，必须有所提高、有所突破，所以他把此番重译实际上变成了一次专项的学术研究。

　　《论法的精神》自问世以来，不同版本难以计数。为了得到一个最佳的原文版本作为新译的母本，许明龙查遍了北京各大图书馆的官藏目录，都没有找到他期盼的版本，后来他托人从法国寻找才买来了心仪的最佳法文母本。在翻译过程中，许明龙请教了诸多世界古代史、阿拉伯史和非洲史专家，弄清楚文中的一些具体细节内容。译文初稿完成后，许明龙还通过商务印书馆聘请了若干著名专家审读译稿，从专业知识和言语表达两个方面提出意见。

　　许明龙的新译著《论法的精神》出版后，在学界广受好评和赞誉。业界普遍认为，首先，从翻译的准确性和流畅度上，许译都胜于过往的译本，修正了旧译中的一些“硬伤”和某些不够准确的译文，也使读者阅读更为顺畅、更容易理解。其次，许明龙的译本添加了大量背景性的译注，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解读正文。再次，在正文之外还随书附录了孟德斯鸠写作发表《论法的精神》前后，与18世纪同时期其他启蒙思想家的论辩文章以及其他相关资料，极大地提高了新译本的文本价值。

　　斯人已逝，斯文犹存。许明龙的生命虽然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穷尽一生，在历史研究和翻译方面留下的有价值的作品，却永久地留在了人世间，他用生命写下的一部人生大书，值得我们长久地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