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袖清风的南宋昌国县令葛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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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定海山，清廉之风源远流长。宋代以来，一批有志向的士大夫渡海前来舟山，参与海岛的政治与社会建设，塑造了古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诸方面的历史。他们有家国情怀，守正不阿，南宋名宦葛洪，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北宋，舟山群岛设立昌国县。在两宋时期的昌国县令中，葛洪也算得上是一位名宦，其事迹《宋史》有传。葛洪，字容甫，浙江东阳人，为南宋大儒吕祖谦的弟子。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授昆山尉。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知昌国县。嘉定六年（1213）为枢密院编修官兼国史院编修官。十七年，权工部尚书。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擢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了，宋朝的王安石、范仲淹都曾担任过参知政事这个要职。
　　葛洪于嘉泰二年（1202）任职昌国县，到开禧二年（1206）离任，其间兴办县学，建“申义堂”，昌国文风一时兴盛，南宋著名学者杨简还曾撰文《申义堂记》介绍办学成就。
　　葛洪不仅对南宋舟山海岛教育有功，而且其为官清廉，办事公正，是一名为民造福、爱民如子的廉吏。南宋宰相杜范曾撰《葛洪行状》，介绍其生平，其中有一段是关于葛洪在昌国县的政绩，对其廉洁奉公之举有诸多描述。

　　●为盐民谋利，“不受污者惟公一人而已”

　　盐业是南宋朝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浙江地方政府对盐业极为关注。当时的昌国县，其经济结构就是以盐业为主。“昌国西监盐课，居四明最”，昌国县设有西监、东监（芦花场）、岱山监等五个主要盐业机构，其中包括甬东盐场等在内的西监，在当时浙东地区各盐监中盐税收入是最高的。
　　盐民煮海为盐，生产成本也很高。盐户需向政府借贷资本，一方面用来增添设备设施，另一方面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养家糊口。但是一些官吏却故意徇私舞弊，吃拿卡要，不及时发放本钱，导致盐户被迫向富豪借贷。而向富豪的借款，多属于高利贷，很多盐民因此日益贫困，更无力发展生产。因此很多盐区出现“盘灶屋废圮”的凄凉境况，最终导致政府盐税收入的大幅减少。
　　嘉泰四年（1204），南宋淳熙年间进士章燮任职浙东提举茶盐司，主管盐业、茶业等事。章燮眼看昌国县的盐税收入大为下降，大为不满，意欲处分一些官员。他命手下幕僚丰有俊前往昌国县调查，考察官员的称职情况。
　　丰有俊，进士出身，也是一名勤政爱民的廉吏，正好与昌国县令葛洪意气相投。葛洪把昌国盐民生计潦倒的困局一一道破，认为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朝廷放贷的不及时到位。丰有俊便极力鼓动葛洪整顿昌国盐务，地方盐业生产管理是盐监们的事，葛洪一开始无意去接手这个烂摊子。丰有俊承诺及时解决盐民放贷事宜，于是葛洪便承揽下这桩有利于盐民的苦差事。丰有俊报请上司章燮同意，便正式安排葛洪“提督”昌国盐务，按时足量向盐户发放本钱，并由官府垫资修建“盐屋”数百座，支持盐民恢复生产。当年盐业取得丰收，不仅完成官府分配的定额，还有余盐可售，盐户大获其利，而新增的盐税又可以回收官府的投资，可谓皆大欢喜。
　　在向盐户发放贷款的过程中，葛洪还打破“惯例”，拒收所谓的“灯花钱”。南宋时期，地方官员们除俸禄外常有额外收入。如在向盐户发放本钱时，会预留十分之二的费用，作为各级官员的“辛苦费”。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回扣，其由来已久，“郡县官吏次第分有”，对这一笔“外快”大家都心安理得，不去破坏这个所谓的“老规矩”。但是，在向葛洪发放这笔费用时，葛洪笑而婉拒。有这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清白气节，在当时官场之中也就葛洪一个人了。因此，章燮等人就称赞“不受污者惟公一人而已”，钦佩他的洁身自好。

　　●拒绝兼职取酬，“吾不躬教导，素餐可乎？”

　　葛洪的洁身自好，其实由来已久，他常以“职业无愧禄养”自勉，这是其一生的品格所在。
　　早在江苏昆山当县尉的时候，葛洪的这种品格就已经显山露水。绍熙三年（1192），葛洪到昆山县赴任，就有管事的胥吏过来“输搬家钱六万”，按地方上老规矩，要给他“六万”搬家费，这“六万”（文）钱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安置费，是给官员添置家具什物之用。葛洪认为自己独自赴任，无需置办物品，就请胥吏将此笔经费暂寄县帑，后来听说县里的宣诏亭倒塌，就将这笔钱拿出来用作维修费。上任一个月后，他又发现自己的俸米增加了一倍，寻问管事，管事说这也是“常例”。葛洪还是不肯收这笔所谓的“常例”，将此退回官府。他只拿应得的俸禄，其它一概莫取，他坚定自己的信念：就是要清清白白做官，不该拿的决不能拿！虽然，这种不染一尘的信念会招来同行的嘲讽，但葛洪还是我行我素。
　　在昌国县，葛洪也秉承两袖清风、清白做人的信念，拒绝兼职取酬。葛洪新修学宫“申义堂”，按照惯例，县令可兼主学（学官），每月还可以拿一笔兼职费。葛洪推却这个兼职，曰“吾不躬教导，素餐可乎？”我不担任实际教职，岂能无功受禄！葛洪说到做到，他礼聘贤能担当主学，并“增主学俸，为之礼”，有空的时候还经常到学宫巡视，勉励师生勤学，由是昌国士风增盛，海岛书香益浓。
　　在昌国县，他谆谆告诫属僚不得下乡扰民，因此“山涯海濒绝不见吏迹。”古代催缴赋税，往往也是兴师动众，里正胥徒也会趁机浑水摸鱼，捞取好处。葛洪规定，只需把应缴的赋税额分别写在纸条上，送达每家农户，约好缴粮的日子，然后传令将斗、斛等量器放在公堂上，让农户自行拿斗斛按定额缴税。这种“自助式”缴纳赋税，对地方官员的考验极大，这需要有多么出色的民意，才会有百姓来配合主动纳粮。其身正，不令而行，在缴纳赋税的日子里，昌国的老百姓都纷纷主动来缴粮，“无肯负者”。对此，宁波文人楼镛曾有评价说：“容甫之政，视民如子惟恐伤之，视民之父兄犹其父兄，视其害民者不啻害己者”。爱民如子的葛洪，昌国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来评价。时父老叹谓:“前此令君固多，若公则自有邑以来未之有也。”他们感叹，像这样好的县令，是昌国县从来没有的。